一 研究项目的概况分析

     2000—2024年期间，国家社科基金就海外中国学研究设立1740项课题，其中“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为222项。从年度变化来看，国家社科基金所立的“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图1）,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10年），“海外中共学”研究的立项数累计仅10项，占总量的4.5%左右；第二阶段（2011—2020年），相较此前十年大幅增长，共立项96项，显示该研究方向逐步受关注；第三阶段（2021—2024年），所立课题项目数为116项，占总数的5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海外中共学”研究之热度显著提升，由边缘议题逐渐发展成为热点课题，呈现出研究资源不断汇聚的发展态势。

       由项目类型分布来看，重大项目9项，分别为2011、2019年各1项，2021年5项以及2024年2项；重点项目11项，2015年和2022年各1项，2020年2项，2021年3项，2024年4项；一般项目占比最高，共111项，占项目总数之比重超过了50%。尽管在2013年以前，一般项目立项数多是1至2项，但此后即呈稳定增长态势，由2013年的2项增至2024年的22项。青年项目共立70项，占项目总数的比重为31.53%，自2008年之后，每年所立项目为2至6项不等，2024年，剧增至15项。至于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所占比重均未超过7%，分别为14和16项，且多立项于2013年之后。

      立项项目的承担机构，则呈分散格局。2000—2024年，共有137家科研机构有“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获立项。其中，立项数超过3项的，有21家科研机构，近85%的机构立项数为1至2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h动漫 的立项数量分别为12项与5项；北京联合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延边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10所高校，各4项。不同机构依托于自身学术传统和地域特色，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路径。这种基于机构底蕴的分野，正是催化“海外中共学”研究视角多元化与构建跨学科研究生态的重要因素。

表1 “海外中共学”研究立项学科分布

       国家社科基金所立“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的学科分布，亦颇值得关注。“海外中共学”研究作为跨学科属性极强的新兴研究领域，并没有独立的学科划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所立“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分属于18个学科类别(见表1)。其中，党史党建学科居于主导地位，所占比重为26.13%，海外馆藏档案史料挖掘所占比重更为突出；马列·科社学科占比13.06%，主要围绕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海外认知的再研究，凸显了“海外中共学”研究在意识形态建构与国际话语权方面的核心关切；外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学科的立项数均超过20项，占比分别为10.81%、10.81%与9.46%，这些学科主要聚焦于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认知机制、误读成因及其应对策略，同时深入探讨中国叙事的国际传播路径。

      基于年度数量、项目类型、依托机构以及学科分布的统计分析可知，在海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之时，国内对其所展开的再研究亦呈现出相应的关注度，且有加剧之势；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海外中共学”研究已然走出传统的党史与马列科社，并为多机构共同关注与聚焦。21世纪之初，严绍璗曾就海外汉学研究的意义如是言道，国内学术界对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深入，“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入……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借用其言，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关注，既是学术视野日趋国际化的表现，更凸显出解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世界性意蕴的迫切渴望。

二 项目聚焦的主题及其具体内容

      就“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聚焦的主题而言，呈现出现实关切与理论价值兼具的特点。由关键词共现图谱可知，“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主要聚焦于他者视域下的认知建构、国际传播视域下的话语体系、学术史视域下的理论认知与评价、全球史视域下的文献整理与史实建构等四个主题。

有关“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所聚焦的四大主题，其之具体情况如下：

图2 “他者视域”下的认知建构研究项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其一，“他者视域”下的认知建构研究。由“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的标题可知，众多项目从“他者”视角出发，分析海外对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知及其建构机制，尤其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与阐释。关键词共现图谱显示，研究项目主要围绕“中国形象"“中国观”“中共国际形象”“建构”“演变”“新时代”等展开（见图2）。

      在“他者视域”下的认知建构这一主题下，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认知及演变是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比如，吴光辉的“现代日本学者想象与重构中国形象的研究”、范玲娟的“‘剑桥中国文库’的英语世界解读与中国形象建构研究”、孙敏的“西班牙外交官‘中国记忆’里的中国形象建构、解构与重构研究（1845—1950）”等项目，探讨的是国际社会中各类跨文化文本如何塑造中国国际形象，揭示其背后的话语建构逻辑与政治意涵；王瑞林的“21世纪国外涉华纪录片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周思静的“英美纪录片的中国形象与话语策略研究”、常江的“中国崛起背景下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研究”等项目，以主流媒体或影视作品作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崛起背景下各国如何通过文本叙事建构“中国形象”，揭示其叙事框架、话语策略背后的内在逻辑与国家意志；陈富瑞的“21世纪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李雁南的重点项目“日本文学中的‘新中国’形象研究”、张立友的“新时期乡土小说域外经典化中的中国形象生产研究”等，则从海外文学或外译作品中的中国书写出发，分析中国书写与形象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项目聚焦于历史、地理教科书及国际汉语教材中的中国叙事，从认知视角分析海外青少年“中国观”的塑造，探析这些教育文本如何服务于国家利益博弈或是成为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工具。还有不少“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是以国际认知网络中中国形象的动态重构机制为研究内容，通过对海外中国认知变迁的纵向对比，揭示政治格局、文化交往与社会心理结构等对“中国观”形成的影响。

       海外“他塑”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建构及演变，亦是“他者视域”下的认知建构这一主题的重要研究内容。不少研究项目以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关键发展阶段为切人点，系统梳理海外各类主体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他塑”和认知演进，并关注国际关系变动、地缘政治格局与国内政治氛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以揭示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的深层逻辑与演进规律。例如，程玲的“冷战前美国左派刊物的中共认知与新时代党的国际形象传播研究”、林铁的“西方旅行者‘革命中国'形象书写的演进与建构研究（1921—1949）”、聂莹莹的“延安时期来华英美人士‘他塑’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研究”、魏少辉的“英国政府视角下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研究”等项目，即聚焦于旅华记者、外国政要、左翼学者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与书写；王美平的“战时日本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认识与决策（1931—1945）”、李晔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及其新时代启示研究”、卢晓娜的“二战期间美国观察家的中共认知及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研究”，利用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国”报道、同盟国对华战略、敌国情报文献等史料，梳理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抗战态度与领导力。此外，还有不少研究项目结合语料库语言学、大数据分析、社会媒体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大变局时代的国际形象塑造及其演变机制。

        除此之外，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再研究亦是重要研究内容所在。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成果，既是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核心内容，亦是国内再研究所聚焦的核心内容。金瑶梅的“海外左翼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与评价研究”、金伟的重大项目“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状况与分析”、高小升的“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等研究项目，即聚焦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以及接受，就国际认知的深层逻辑及其阐释路径展开剖析，并就如何更有效的国际传播以及化解国际社会的误读提出应对策略。

图3 国际传播视域下的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其二，国际传播视域下的话语体系研究。21世纪以来，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全新传播生态下，构建与传播中国特色对话话语体系已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中国形象”“国际传播”“译介”“接受”“建构”“对外话语体系”等成为高频词汇（见图3）。学界深刻认识到在把握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也要兼顾国际受众视角与传播对象的接受逻辑。

      围绕这一研究主题，不少研究项目通过海外接受效果分析，梳理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发展历程，分析影响海外传播的因素和机制，探索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有效模式，以进一步化解“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如王鑫的“BBC中国题材纪录片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研究（2000—2015）”、张威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金菊花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核心术语外译在东亚国家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刘丹丹的“‘中国关键词’在日本主流媒体中的翻译与传播研究”等。与此同时，不少研究项目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毛泽东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求是》英文版等中国共产党重要政治文献在海外的接受效果以及国际影响力建设，探讨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如何提升政治文献的传播效能。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不少“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以红色经典、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等文艺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呈现其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之同时，注重将这些作品视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国家发展进程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文化镜像，关注意识形态对译介传播、接受效果的影响。

      其三，学术史视域下的理论认知与评价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中国学家史华慈（Benjemin I.Schwartz）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毛泽东主义”，引发西方学界激烈争论，并成为此后西方学界研究的核心论题。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末后，开始以学术史视角就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展开梳理。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史”等是常见词（见图4），可见学术史视域下的理论认知与评价是“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的重要主题。

      由关键词共现图谱可知，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再研究及其批判性反思，是这一研究主题的主要内容。不少研究项目集中于毛泽东著作的译介，以译本为切入点，从不同时期与语种语境出发，梳理其在海外的传播路径与接受状况，进而提炼出主要的译介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如巫和维的“《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黄立波的“毛泽东著作中外百年多语种翻译通史研究”等。还有研究项目则聚焦于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以及形象塑造，如董标的“海外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述评”、张明的“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批判性阅读研究”、宋德超的“毛泽东思想在法国之效应的历史性研究”等。此外，有研究项目以毛泽东的海外文学书写为关注点，通过评析各类文学作品对毛泽东形象的呈现方式，以揭示其中常隐含东方主义凝视与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如曾繁健的“英语文学中的毛泽东形象研究”、王芳的“海外毛泽东传记文本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研究”等。在围绕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史梳理中，学者们通过系统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学术流派的研究观点，逐步勾勒出毛泽东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历程，明晰其在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中的接受程度与影响力演变，并通过学术对话促使国际社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形成更全面准确且深入的认知，促进“毛泽东研究”在全球语境中的持续发展。

        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评析，则是这一主题的又一重要研究内容。不少研究项目以外国政治体、学术机构、媒体与文学作者等多元主体的中国共产党观察与书写为研究对象，梳理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与历史经验的研究演进，在厘清学术脉络的基础上揭示其认知演变与背后的深层逻辑。例如，刘本森的“英美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聚焦20世纪80年来英美学术界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梳理其发展历程与阶段性特征，力图厘清英美话语体系对全球抗战史研究及中共形象建构的影响；又如，韦磊的“21世纪以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评析”，以美国学术界和智库对中共党史及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演变为研究论题，旨在还原美国视域下中共叙事的结构逻辑与影响机制。

      其四，全球史视域下文献整理与史实建构研究。在战乱与动荡中，诸多珍贵史料散佚，海外馆藏档案文献为中共创建史、抗战史、党际交往史等研究提供了全新史料与独特视角。21世纪以来，“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越来越多聚焦于文献档案、人物史料等资源的搜集与资料数据库的搭建。关键词共现图谱（图5）结果显示，“整理与研究”“熔藏档案史料”“中国共产党”“中共创建史”“中共抗战”等是此类研究项目的常见关键词。

就这一研究主题而言，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各国所藏中国共产党文献史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如赵新利的“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5）”、朱晓明的“法国档案馆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法文文献汇编和研究”、杨琰的“美国馆藏西方记者笔下的中共敌后抗战观察文献整理与研究”等；二是基于早期革命者档案的人物叙事研究，主要是依托跨国档案材料，以“人”为切入点，力图明晰中共早期革命者在海外的活动轨迹、组织关系与思想转化过程，展示特定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丰富面相，如孙秀玲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涉疆中共党员档案搜集整理编纂研究”、王彦龙的“日本馆藏早期留日建党先驱档案收集、整理与研究”、文金贝的“法国外交部档案中有关中共早期知识分子留法勤工俭学的文献翻译、整理与研究（1912—1927）”等；三是各国馆藏中共党际交往的史料钩沉与研究，如那日苏的“俄蒙所藏中国共产党与蒙古人民革命党党际交往档案文献整理研究”、刘艳玲的“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对日党际交往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49—1972)”、吴泉成的“英国藏中英建交档案整理与研究(1949—1972)”等。此类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与各国政党的对话与互动，通过对各国外交档案材料爬梳，探究中共如何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建立联系的历程，并结合党际交往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理论与实践提供多维度的启示。

三 项目主题的演进及其特征与动因

       如果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手段对“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进行分析，则会发现“中国形象”“整理与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国观”“中共国际形象”等是高频词。其中，“中国形象”贯穿于整个时间轴，是最具中心性的关键节点。早期“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多集中于海外中国形象的认知解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学术界的视野逐步拓展至对各国“中国观”的演变及背后认知转变的深层剖析；近年来，则更加关注中国在全球治理语境中的形象塑造。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与意识形态的探讨亦不断深化，从早期的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评析转向”他者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领导能力及治国理政创新实践的剖析。海外中共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不仅频次高且占据中心，并呈多元化的拓展，这体现了学界对海外中国共产党档案文献的高度重视；研究的视野则从被动追踪各国新披露的文献延伸至报刊、口述材料及馆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为构建更具立体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国际叙事提供支撑。

       由项目主题的演进可知，“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既紧扣现实需求，又充分兼顾学术关切。具体而言，呈现以下三个鲜明特征：

       第一，实践导向不断强化。21世纪以来，“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在搭建海外“认知中国”历史脉络的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在形象塑造，国家传播等方面的战略需求。例如，赵新利的重大项目“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5）”，依托跨学科团队对日本馆藏挡案进行系统性爬梳，为中共宣传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高晓林的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塑造研究”，聚焦于历史镜鉴与现实策略的融合，为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效能的解决方案；张利娟的西部项目“六十年来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则以英国历史教科书为核心研究对象，力图揭示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中中国形象的建构逻辑及其深层意识形态动因。这些研究项目或依托海外馆藏与舆论资料，剖析中共历史宣传、国际形象塑造与他者叙事机制，或通过对西方国家中小学历史教材、主流媒体叙事等长期文本的梳理，揭示其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建构模式，为回应西方中心主文叙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点。由此可见，这些研究项目既强调对海外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也注重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国际传播策略与误读应对机制，以推动实践路径与学理逻辑协同发展。

        第二，研究维度不断拓展。“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从早期集中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传统大国，逐渐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延伸。与此同时，研究议题也突破在“冷战”与“强国关系”框架下侧重意识形态竞争与制度优势比较的研究倾向，转向“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例如，有研究项目探索新兴研究区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和传播方式，即通过多国媒体内容分析，推进有关中国形象建构的“本土化”转向。又如，有研究项目集中于探讨如何契合区域语境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路径，推动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形象建设，以平衡全球传播中的“中国形象”。还有研究项目着眼于教育、人文、传媒等领域的制度性互动机制，注重从话语传播的受众出发，立足地方语境，探讨“软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作用。

        第三，主体性建设不断深化。2016年，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此后，“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即逐渐由早期“理解西方如何看中国”的他者视角解读，转向致力于建构“中国如何让世界理解中国”的主体叙事。不少研究项日通过批判性分析海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预设，以推动构建以中国实践为核心的解释框架。例如，于海青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编译与研究“项目，即聚焦于新时代政党外交与党际关系理论，强调要以党的对外交往主场平台的搭建助推中国实力向国际话语权的转化；廖幸谬的“海外中国共产党政治研究的学术史研究”项目着眼共同富裕、人民政协等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揭示全球视野下“中国方案”的价值意蕴。与此同时，有研究项目关注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核心概念的翻译表达、海外受众的语境适配，从传播路径，受众分析、文本生产等多个维度，力图构建具有传播效能与理论深度兼具的话语体系。

       “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主题的演进，既有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推动，也有学术界内生动力的持续积聚。具体而言，主要动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战略需求。2000—2010年期间，“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不仅数量较少，且多以对国外成果的引介、梳理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对中国形象、中国国际传播力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高度重视，“海外中共学”研究亦走出译介，更多朝向传播力与话语权的重构与提升。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在此背景下，“海外中共学”研究呈现出“现实导向”与“跨学科融合”的趋势，更多服务于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探索国家形象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提升路径。自2016年以来，“他者视域”下国家形象和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的研究项目占“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总数的一半，显示学术界对于国家传播需求的积极回应。

        在全球传播格局日益复杂、信息日趋碎片化的背景下，习近平在2019年指出，应顺应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强调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这一现实需求推动学者们开始转向对传播路径、媒介机制与舆论接受等环节的系统研究，一系列有关国家形象建构与批评话语分析的项目涌现。2021年，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这一目标推动“海外中共学”研究更加强调理论内涵与国际表述能力的同步提升，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政治文献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与认知的研究项目迅速增加。

         第二，海外研究取向。顾颉刚曾言：“学术的方面，也因时势的需求而促成思想的转变，于时代的背景关系最切。”随时代发展和学术思潮变化，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冷战初期，面对共产主义中国已趋稳固，且在亚洲的影响力日益上升，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呈现鲜明的资政性质，新中国的政党及其国家制度、领导人和意识形态以及精英政治、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等成为研究重点所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渐趋融入世界，尤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变化、新兴利益群体的崛起、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以及参与空间的逐渐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持久性与调适性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要取向。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崛起的根源和奥秘成为西方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所在。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想、管党治党新举措、治国理政新战略，不少域外学者倡导“将政党（中国共产党）带回来”，注重考察在一党长期执政之情境下中国如何实现持续稳定与发展。

        如上所述，21世纪初期国际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以党的历史发展与制度特色为取向，彼时的“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亦主要关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与多边机制中的话语权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焦点遂逐渐由经济发展转向制度优势与中国理论方案的世界性意义。在此青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与制度特色等成为国际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热点。为回应国际认知，国内学界注重探究中共制度特色的世界性意义及其对外表达机制。与此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在气候变化、数字治理、南南合作等全球性问题中的角色表现日益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内学者对中国政治文化理念、国家与政党国际形象的海外认同及其接受机制的研究兴趣。由上可知，“海外中共学”研究项目的主题演化，实与“海外中共学”的潮流或者说取向之嬗变存有密切关联。

        第三，学术范式转型。21世纪初期，国内对”海外中共学”的研究多以历史学为主，研究方法亦以文本解读与定性分析为核心。然面，伴随学界对“知识生产中国化”与“问题意识本土化”的高度关注，研究范式逐步向交叉融合、多元并进的方向演进。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翻译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相继引入，打破了以往学科壁垒，推动了研究议题的拓展与研究工具的革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基于语料库，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海外媒体报道中共的话语偏向；还有部分学者则结合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海外受众对中共叙事的接受机制。在这一进程中，“海外中共学”研究日益打破学科壁垒，以更具开放性与穿透力的方式，回应全球学术界对中国议题的多元期待，使中国叙事以更加沉稳有力的姿态融入全球知识生产的洪流之中。由此可见，学术范式的嬗变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不断革新提供了重要动力，在强化“海外中共学”研究的现实关切之同时，亦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启示。

结  语

       21世纪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就海外中国学研究设立1740项课题，其中“海外中共学”研究为222项，所占比重约为13%,如果划分时间段，则其中的变化趋向颇为引人注目：2000—2010年，海外中国学研究课题数共152项，而“海外中共学“研究为10项，所占比重仅为7%；2011—2015年，海外中国学研究课题数增至333项，“海外中共学”研究课题数亦增至32项，但所占比重仍仅为9.6%；2016年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课题数每年均达到三位数，至2024年共立项1255项，“海外中共学”研究则增至180项，占总数的14.3%。上述统计显示，包括“海外中共学”研究在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中共学”研究所占比重呈现出明显剧增之势。可以想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趋提升。“海外中共学”研究将更趋活跃，其在海外中国学研究内亦将由边缘日渐跃升为主流，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主潮乃至中心。

       此前的“海外中共学”研究，更多的偏向于动态追踪与译介，或是学术史梳理。及至21世纪初，“海外中共学”研究课题仍以学术史梳理为主导。自2016年以来，“海外中共学”研究流行的取向是梳理并评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世界认知及影响，或是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国际表达及传播，其背后的旨趣是服务于国际形象构建与国际话语权提升。与此种趋向相伴随的是，国内学术界倡导“海外中共学”研究应由“他塑”转向”自塑”。比如，有学者即谓应重构“海外中共学”的基本内涵，以“实现国际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建构由中国知识界直接完成”，其研究内容应包括中国共产党国际活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影响力研究以及对“海外中共研究”的再研究。

       顾名思义，“海外中共学”的主体是海外知识界，客体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以及在革命与实践中所创建的理论与思想，其有着自身独特的学术语境和学术传统谱系；“海外中共学研究”则指的是中国知识界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所展开的再研究，是中国学术发展和现实观照的产物，所呈现的是中国学人的学术视角、立场和旨趣。“海外中共学”与“海外中共学”研究，有着全然不同的属性，不可将二者等同混用。至于将“海外中共学”内涵扩展至涵盖中国知识界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知识，以改变“中国知识界缺席的状况”，则可能只是一种“想象”。事实上，中国知识界一直在致力于中国共产党知识的建构。其问题在于，如何让中国知识界所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知识在国际知识场域被倾听、理解乃至认同与接受。如所周知，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全球关注的对象，中国共产党研究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知识场域，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叙事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中国知识界建构的中国共产党叙事要成为国际场域富有竞争力乃至主导性的叙事，就需要对海外中国共产党叙事展开探寻，厘清其生成逻辑与理论方法，在丰富自身对中国共产党理解的同时，亦为自我认识与研究提供刺激与反思的视野，正所谓“异调亦可互为激荡”。此即“海外中共学”研究的价值意涵所在，亦系开展“海外中共学”研究的主要取径所在。 

       总而言之，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未来的“海外中共学”研究应当以“学术史”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对既有海外研究成果的学理反思与批判吸收；与此同时，“海外中共学”研究者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借助AI工具提升在资料挖掘、跨语言文本翻译比对、跨区域信息整合等方面的能力，深入识别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共产党相关议题的认知图谱和舆论演变。借助学术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海外中共学”研究，不仅将助推“中国理论”走出去，还将为构建具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助力。